第四部分 从反叛乱到反革命第十一章 反革命的诞生911事件后，反叛乱战略的部署逐渐达到系统性与普遍性的高潮，进入了反革命阶段。反革命范式同样可被提炼为三管齐下的战略，其中第一环节与反叛乱的全面信息感知基本一致，但二、三环节存在差别：1.全面信息感知；2.创造他者，即定义/种族化出一整个活跃少数群体，赋予其危险的负面公众印象以合法化反革命的统治模式，这一环节的实质为建构替罪者来转移矛盾并强化统治；3.安抚大众，但以分心武器为中心而不再重视福利、援助与基建手段，通过提升分心武器对恶劣现实处境民众的安抚能力（如额外增加心理干预内容及打击犯罪宣传的定向推送）来节约成本，确保其不会成为活跃且有组织的叛乱分子，辅以美国政府不惜一切取胜所带来的信心或震慑，维持多数民众沉溺于娱乐和消费的安分生活。暴行——无论其实施来源被宣传为哪一方——都是反革命统治模式内在的必要构成因素。对于反革命范式而言，其精心设计的

反革命的诞生实际敌对地区areasofactivehostility为战争法概念，某地区被宣布为实际敌对地区后，宣告者一方的无预警攻击行动会获得正当性，国际层面会承认人道主义原则与战争法在该地区的实际适用性。元数据metadata为通信术语，其中包含数据产生的时间、方式、文件种类和访问权限等技术信息。一些评论家认为酷刑、常规战区外的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的无限期拘留、安全部门的常态监视、对少数群体的秘密渗透和警察的军事化等事件，构成作为“例外状态stateofexception”的法治之外的暂时激进统治模式。但实际上这并非临时过度或短暂偏离，而是一种受反叛乱战争实践及其理论启发的政府新模式，这并非从法治到例外状态，而是从基于大规模战地战争的统治模式到基于战术性反叛乱战争的统治模式。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略的核心原则：一切民众都可分为一小部分活跃叛乱分子、一小部分反叛乱分子

中文版序地理媒介：指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它提升了媒介设备和各种服务改变人们空间体验的能力，揭示数字媒介不再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地理物质属性针锋相对而成为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和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地理媒介的研究需要综合媒介研究与城市研究，关注不同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它们具体的界面和信息及其传播规则来塑造城市公共交往，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数据在新的城市媒介环境中的重要性，其获取与控制已成为21世纪城市生活中各种政治冲突与社会斗争的最前线。译者序 潘霁市民在城市生活日常实践中勾连起的三个方面：1.不断涌现的传播媒介技术；2.地理建筑设施等空间元素；3.本土文化历史积淀。媒介化的城市交往时空重新设定了市民与自我、与多元他者及与外在世界共处的方式，而市民作为“城市人”的存在恰恰取决于与差异性的共处。新技术条件下居住者inhabitant对城市的权利的内涵和实现路径都

第五章 不连贯的新闻波斯曼在《娱乐至死》中将新闻主播用于连接两则无关新闻或转入广告的口头禅“好了，现在nowthis”作为电视新闻不连续的标志。在印刷文化的时代，性别与种族特征都相对隐匿，而在电视文化的时代，编码声音与图像的需要使得身体成为备受关注的维度：女性嗓音因不够低沉被质疑严肃性、女性比男性更受年龄面貌限制、亚裔形象被赋予聪明勤奋的刻板印象、体型偏重者常被委以评论员等陪衬角色、头颅偏大者会更适合特写镜头、服饰妆容不能喧宾夺主等。电视对特写镜头与亲切用语的青睐凸显主播个性与准社交关系，主播成为以镜头前自我呈现为任务的明星，其个人信誉被重视，信誉根据为镜头表现与履职质量，这构成了口语文化特征的复兴，即他人对信息的评价会不假思索地高度结合信息提供者的人格、气质与声誉，人身攻击谬误adhominemfallacy回归。由于主播基于编排与目的的履职表演在收视率竞争下需要团队的专业配合，其个人信

第一章 致命的娱乐波斯曼认为媒介与技术拓宽了我们自娱自乐的能力，以至于丧失了区分娱乐时间与认真做事时间界限的能力。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讲述不断加速的变革把未来拽入现在产生了近乎心理紊乱的震撼，这要求我们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波斯曼则改为“未来的次货futureshlock”，描述快速技术变革引发的社会瘫痪与集体智能的快速磨蚀，人们变得混乱和优柔寡断，难以预测和谋划未来。诺伯特维纳根据与“管理”同根的希腊词“舵手”新造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格雷戈里贝特森解释负反馈的频繁制约提供维持系统平衡的关键机制，而正反馈则强化我们之所为，波斯曼主张以内稳态机制恢复平衡，传统与语境是必不可少的。刘易斯芒福德：“人们越是作用于环境，并根据人的模式来改造环境，他们就越是生活在乌托邦之中。”他将乌托邦视为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进步，视为更人性化与有机化生活方式